在中国足球的发展历程中，中国足协的一系列操作常常令人感到不解，从于洪臣的经典语录，到王小平的“书法”罚单，每一件事都成为了球迷津津乐道的话题。这些事件不仅突显了足协在管理上的混乱，也揭示了其运作中的荒诞与不合理。

于洪臣，这位曾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的人物，他那句“玩不起可以不玩”的语录，至今仍然让球迷们津津乐道。2011年，山东鲁能泰山俱乐部因不满裁判马宁在鲁津大战中的判罚，决定向中国足协反映问题。俱乐部常务副总韩公政专程前往北京，本想得到一个公正的回应，然而于洪臣却并没有就裁判的判罚作出正面回应，而是坚决表示“必须维护裁判的权威”。他那冷漠、傲慢的话语，既没有体现出对俱乐部的理解，也没有展现对公正竞赛原则的尊重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后来有媒体曝出他曾因受贿超过2254万元，且操控裁判主导比赛，涉及13家俱乐部的利益，实际上，这种行为彻底破坏了足球的公平性。中国足球由此沦为了一场被利益操控的闹剧，让人对中国足球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产生深深的质疑。

再看王小平，作为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的主任，他的名字几乎每次罚单都能看到，球迷们甚至戏称他为“书法家”。从2009年起，直至被调查，他的签字伴随着无数的争议。2017年尤为突出，堪称他的“高光时刻”。那一年，他开出了152张罚单，罚款总额超过350万元。在一场上港与富力的比赛后，奥斯卡因场上动作被罚禁赛8场，并被罚款4万元，这一处罚直接影响了上港的争冠形势。同年，国安队长张稀哲掌掴对方球员，结果被处以跨赛季停赛12场及罚款6万元的重罚。当外界质疑其处罚过重且没有明确条文依据时，王小平并没有作出合理回应。如今，王小平因受贿645万元而被告上法庭，并在法庭上辩称自己无罪。此案件的争议性和长时间的审理过程，让他曾经发布的那些“权威”罚单显得异常讽刺，令人深思，这些罚单究竟是在为纪律服务，还是在为个人私利服务？

除了这两位“名人”之外，中国足协过去的种种奇葩政策和事件同样令人咋舌。1999年，中乙毅腾与绵阳的晋级之争，按足协独特的抽签规则，两队首先通过奇偶数选择，再通过数字相加判断，结果因纸条上的数字被看错，最终导致毅腾队不满而退出足坛；2002赛季甲A联赛，北京国安与深圳平安同积分，但竟通过抽签决定联赛名次，这样的规则实在让人无法理解。

为了提高国足的头球能力，1985赛季甲A联赛甚至出台了“进一个头球算2个进球”的荒诞规则，这一政策直接影响了球队的升降级，使得联赛的公平性大打折扣。还有球员摘牌转会制度，在俱乐部因待遇谈不拢的情况下，球员会被取消转会资格，这导致一些球员陷入了无球可踢的困境。

在联赛制度方面，足协更是频频做出昏招。2001-2002年以及2004-2005年取消了联赛的升降级制度，造成了联赛质量的下降，假球泛滥，甲A变得名副其实的“假A”，对中国足球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。2004赛季，足协规定了如果有4位以上国脚的球队不能再引进其他国脚，但这一规定忽视了国脚名单的动态变化，最后未能实施下去。

2005赛季，为了备战奥运会，足协要求每支队伍必须派上2名U20球员，否则判定0:3负，并暂停了足协杯5年的举办，这导致了诸多混乱，甚至出现了国奥总教练凌驾于国家队主帅之上的奇葩双教练制，结果是国家队和国奥队的成绩都惨不忍睹。2007赛季，为了提高观众上座率，足协规定对上座人数不足的赛区所属俱乐部扣除联赛分红，催生了送票赠票等乱象。

2010赛季的末轮，足协竟然将半场休息时间从15分钟改为30分钟，公然违背了国际足联的竞赛规则，成为国际笑柄。至于U23新政，最初要求每场比赛必须有3名U23球员上场，然而俱乐部却通过各种手段钻空子，而调节费政策也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：一方面鼓励青训，另一方面却压制了青训俱乐部的收益。

中国足协一系列的操作暴露出其在管理上的严重混乱，缺乏长远规划和专业判断。如果中国足球想要得到真正的提升，必须从根本上整顿足协的管理体系，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管理和决策机制，确保中国足球能够在公平、公正、健康发展的轨道上不断前行。